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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时效若干疑难问题调研论纲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时间:2007-06-03 阅读:1549

 
(佛山中院民二庭)
 
    根据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征集诉讼时效法律问题的通知》,笔者对司法实践中诉讼时效的有关疑难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对一些现行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但司法实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可否由当事人预先放弃、法院是否应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再审中提出,法院应否审理、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诉讼时效中断中的几种特殊问题等六个问题进行了粗浅的论述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对司法实践和将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所裨益,则不胜欣慰。当然,本文并未对诉讼时效全部问题进行探讨,例如诉讼时效中止、再生、延长及其他问题,将来再与诸位进行探讨。 
    一、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范围
    关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问题,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争议比较大,下面简单地作一分析。
    (一)国外立法比较
     各国民法基于不同的立法传统和不同的立法政策,对诉讼时效可以适用的范围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一是在民法典中具体确定诉讼时效适用的权利范围,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为请求权,其民法典第194条规定:“要求他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但第902条第1款规定由已登记权利所生之请求权,不因时效而消灭。请求权受到时效的限制。除了个别的例外,这适用于所有的请求权。但基于亲属法关系发生的请求权……特别是人格权支配权、参与管理权和形成权,也不因时效而消灭。(《日本民法典》规定为债权及债权、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其民法典第167条规定:“1、债权因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2、债权或者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二十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第173条规定:“下列债权,因二年不行使而消灭……”《瑞士民法典》第127条规定:“若联邦民法没有其它规定的,凡已满十年的,债权已届受限期间” 二是有的国家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确定为诉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规定:“一切物权或债权的诉权,均经过三十年的时效而消灭,援用此时效者无需提出权利证书,他人亦不得对其提出恶意的抗辩”,英美法原则上也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规定为起诉权。三是有的国家对此仅是原则性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该法典第2934条第1款规定:“当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未行使权利,则每一个权利基于消灭时效而消灭。”第2款规定:“不可处分的权利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不适用消灭时效。”
     从上可以看出,德国以请求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瑞士和日本规定以债权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但是在德国,正如上面的条款所规定的,“请求权”可以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继承关系而产生。 所以,通说认为,在请求权和债权之间不存在实质上的区别。有关债权的规定(第242条及以下条款),因此可以准用于请求权。 ‘债权’,即债权人请求给付的权利,而是一个‘请求权’。”所以,德国与日本瑞士的诉讼时效客体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德国的请求权范围大于债权的范围。与此相反,英美法系国家将诉讼时效客体规定为诉权。因此以上分析各种模式的差异是:将诉讼时效的客体规定为诉权或实体上的请求权。实际上,这几种差异可以归结为不同法系之间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的结果。
     英美法系遵循归纳的思维模式,大陆法系遵循从演绎的思维模式。在民法法系内部,实体法的明显特征虽然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仿效罗马法具体规则的结果,但在相当程度上,它们大都由罗马法衍生而来。在罗马法,将法律材料分为人、物、诉讼三个部分,这些救济权利作为诉讼的权利来看待。但这种诉权根据救济种类的增加而增加,随后他们进入实体法的行列之中,获得了请求权的外观。那么如果要对这些权利作出限制,很自然就将这些请求权作为诉讼时效的客体。
     (二)诉讼时效适用范围探讨
     请求权乃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因为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于请求权的行使。请求权(Anspruch)系由德国伟大法学家温德赛(Winscheid)由罗马法上的Actio发展出来的概念,认为诉权(公权)外,尚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私权),为法学上一项重大贡献。在德国法上,请求权功能的使用使得构建一个逻辑自足的实体权利体系成为可能,并且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彻底分离奠定了基础。同时德国的学说汇纂派在请求权的概念下演绎出了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人身请求权,构成了请求权体系。
     1、债权请求权
     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我国学者一般都认同,外国民事立法也都承认。侵权之债请求权如恢复原状,损害赔偿请求权;基于契约发生的请求权,如给付请求权,违约金请求权,定金请求权等;不当得利之债请求权如返回利益请求权;无因管理之债请求权如费用赔偿请求权;其他债权请求权如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赔偿请求权等均属此范畴。
     2、物权请求权
     物权请求权(物的请求权,Dingliche Ansprüche),包括二种请求权,一为基于所有权及其他物权而生的请求权(第767条、第858条),即物权人于其物权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虞时,得请求回复圆满状态的权利(物权请求权)。一为占有人的物权请求权(第962条)。”在立法上,物权请求权制度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所创设,但在此之前,罗马法以及法国民法上有关保护所有权的各种诉权,实际上早已形成了物权请求权制度的基本内容。之后,《瑞士民法典》(第641条第2项“基于所有权的请求权”)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767条、第858条)均对物权请求权作了明确规定。依通说,根据妨害方式的不同物权请求权可分为以下几种:(1)返还请求权,即当非权利人占有物权的标的物而妨害物权时,物权权利人可以请求移转标的物的占有。(2)妨害除去请求权,即当非权利人以占有以外的方法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除去其妨害。(3)妨害预防请求权,即当非权利人对物权人的权利有妨害的可能时,权利人可以请求除去妨害的原因而预防妨害的发生。
     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在德国法上,诉讼时效规定于总则部分(第194条),其适用范围为请求权,所以原则上这些规定也可以适用于物权请求权。所有权的物权请求权因30年的消灭时效而消灭,但所有权将继续存在。所有权人如果再取得该物的占有,或对于非占有人的承继人(盗取人)请求返回,都是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但“已经登记权利之请求权,不受首先之限制”(第902条)。在德国2002年1月生效的债法改革有以下变化:(1)将旧债法第195条的诉讼时效期间由30年改为3年。物权请求权原则上适用于新法第195条关于3年时效的规定,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收益返还(987,990)、赔偿损害以及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的请求权(1004)。(2)但新债法第197条增加规定了基于所有权及其其他物权的返还请求权经30年因时效而消灭。这说明德国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将诉讼时效改3年的同时,明文规定诉讼时效的客体包括物权请求权。但也并未将物权请求权与其他权利共进退,而是分开处理。返还请求权仍然保持30年,其他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请求权则确定为3年。这样即维持了交易的稳定,又相对地考虑了所有权人的利益。日本法上没有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客体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过曾有日本大审院判例大正(5年6月23民录)指出基于所有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系物权的一个作用,非由此所生的一个独立之权利,因此不得不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权本身一样,不罹于消灭时效。法国法上虽规定用益权、地役权因时效而消灭法民(617条4款706条),第2262条虽一般规定无论物权的诉权或人的诉权,均因30年时效而消灭,然判例及学说,均此规定不适用不动产被侵夺时所有人之返还请求权,在被告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法民(2256条)以前,得随时行使之。我国台湾法第125条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2145号司法解释“民法第125条所称之请求权,不仅指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也包括在内”。这是台湾法效仿德国民法的结果。
     对于物权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共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认为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王利明先生指出,基于下列三点理由物权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1)物权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它与物权同命运,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权请求权亦不能适用之。否则物权将变成空虚的物权无存在之价值;(2)由于物权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持续性的侵害行为,对这些侵害行为非常难以确定其时效的起算点,因此物权请求权难以适用诉讼时效;(3)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由于取得时效可适用之,依然可以发挥防止权利上的睡眠,推动财产流转及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第二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认为应将不同之物权请求权区别对待。梁先生认为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权请求权皆不适用。至于何以做此种区别,梁先生未作说明。第三种观点以陈华彬博士为代表,主张已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权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权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权请求权则适用之。上述学说,以第一种观点为目前的通说。
     我国物权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规定物权请求权,但是,物权请求权作为一种对物权的保护方法来说,无疑有别于因侵权、不当得利等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这体现在二者发生根据不同、目的和效果不同、权利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不同、是否以过错为要件不同等。物权请求权之目的原为保持物权之圆满状态,从这一方面来看,物权特别是所有权具有所谓的永续性。按此思路,既然物权不罹于消灭时效,保护其圆满状态的请求权也不应罹于时效,否则就会如有的学者所言,会出现一个无法回复支配圆满状态的物权,使物权失去物权的本质,有害经济也违反立法本旨。从另一方面来看,物权请求权为一种独立之请求权,请求权应受到时效的限制,除了个别的例外,这适用于所有的请求权,由此看来,物权请求权又应罹于时效。物权请求权是一个抽象的,将由物权所派生的若干种具体的请求权包容其中的法学概念,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仍需进一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妨害除去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来看,实际构成的妨害应当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因此,妨害行为正在进行中,属于侵害所有权的行为尚未结束,消灭时效不开始起算;而如果妨害行为停止,消灭时效起算又失去了意义,因为此时妨害已经停止,所有权人只能行使其他的请求权如赔偿损失这样的侵权请求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行使妨害排除请求权。对于妨害预防请求权来说,也是同样。根据前文对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分析,以占有以外方式存在的妨害历时再久,法律亦无法赋予其正当性,因其并不能就形成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是社会经济交易的基础。所以,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至于德国新债法将诉讼时效适用妨害排除请求权并将其期间由30年改为3年的原因,让不甚明了。但是在赞成妨害排除请求权为诉讼时效客体的有关论述中,其所持理由为:(1)该请求权的消灭不会导致出现权利真空,因物权本身仍存在;(2)该请求权的消灭一般也不会给权利人的财产自由造成根本损害,只不过会给其带来一些不便或局部损失而已,且仍可通过自力救济排除妨害;(3)最重要的一点是,物权人如果长期不行使该请求权,会损害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或者造成举证困难,对此,并举一例:物权人与相对人是邻居,相对人在物权人土地上建造一设施妨害物权人行使权利加以说明。笔者认为不能以是否会形成权利真空或者是变态的物权和物权受侵犯的程度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是诉讼时效的客体,返还请求权的适用会出现权利真空的问题,但德国民法并未因此而排斥其成为诉讼时效的客体。对于最后一点,完全可以通过设立物权(此处为地上权)的取得时效针对来解决,而不用牺牲物权人的物权(即使是给其带来一些不便或局部损失)。
     返还请求权针对的是对物的侵夺或非法占有,直接导致原所有人丧失占有,甚至会危及物的所有权。这种侵害如果经历一定的期间后,会形成新的权利外观,变为新的交易的秩序基础,往往涉及到第三人的利益,涉及到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其适用诉讼时效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目标,但复杂之处在于这种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可能与取得时效制度和善意占有相牵连。
     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所有人失去占有之情况下,也有可能使第三人直接取得动产之所有权,而不必依赖消灭时效之抗辩。但善意取得主要是针对第三人而言,而物权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主要针对无权占有人而言,二者活动空间不同,因此有善意取得制度也不能因此否定返还请求权之消灭时效的作用。综上,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3、人格、身份关系上请求权
     人格、身份关系上请求权是指当人格权、身份权被侵害时,被侵害人侵权救济的权利。这些请求权往往涉及公序良俗、伦理价值和人格尊严且与某种事实关系相关联,各国无不区别对待,主要的区别标准是如果涉及财产利益,则适用诉讼时效,如果不涉及财产利益,则应不适用。后者如夫妻同居之请求权,夫妻财产关系之回复请求权,确认婚生子女的请求权等。
     4、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其他的请求权如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因储蓄关系而产生的请求权,或者因为他们与一定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相始终,或者基于有关公共政策的考虑,不适用诉讼时效。对此国外立法也有类似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924条(相邻关系请求权不罹于时效),第758条“共同关系废止请求权,不罹于消灭时效。”
     二、诉讼时效可否由当事人预先放弃问题
    诉讼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社会关系,在性质上属于强行法的范畴,时效期间不能由当事人自由约定延长或缩短,具有法定性,因此,对于诉讼时效利益也不能由当事人进行预先放弃,预先放弃应属于无效。对此问题,《法国民法典》第2220条、《日本民法典》第146条都有类似规定。我国现行立法虽然对该问题进行明确,但根据上述法理及各国立法,在司法实践及未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应对统一明确诉讼时效利益也不能由当事人进行预先放弃,预先放弃应属于无效。
    三、法院是否应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问题
    在过去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院依职权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是采取胜诉权消灭主义,而不是抗辩权发生说。时效能导致权利的消灭,故诉讼时效属于法律事实。诉讼时效是否已经届满,只有通过审判才能查明,债权人的胜诉权是否因诉讼时效届满而消灭,法院应主动进行审查,而无须当事人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和做法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和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即在《民法通则》制定之时,我国深受前苏联民法理论和立法的影响,而前苏联是基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侧重对国家、集体利益进行保护,故在其1964年民法典第82条中规定,不论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后来,我国民法通则也在此问题上进行了模仿。但是,我国现今是属于市场经济,在倡导私法自治的民法领域,法院依职权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是违背私法自治的原则的,而且,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99条对前苏联民法的规定进行了纠正,规定法院适用诉讼时效应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日本民法典》第145条也都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诉讼时效,法院不得自动适用时效的方法。综观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法院不依职权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已成为普遍的规定和做法,法院应居中裁判,不应主动介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对抗,在诉讼时效已过,义务人不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法院应不依职权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
    四、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再审中提出,法院应否审理问题
    对于该问题,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没有统一的做法,甚至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急需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关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具体情况是:
    一种是以广东省法院、黑龙江省法院为代表的司法实践做法,分别在指导意见中规定:即使债务人在一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债务人在二审程序中一旦提出,二审法院必须审查。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二审法院不得以债务人在一审程序中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为由,对债务人在二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不予审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中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时效抗辩,在二审程序中提出的,法院仍应予审查并依法处理”。
    另一种是以山东省法院、江苏省法院、广西自治区法院为代表的司法实践做法,分别在指导意见中规定:当事人若在一审中不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应当视为已经放弃时效利益,不得重新行使,二审或再审程序中主张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例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12月13日经审判委员会第62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当前审理民商事案件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中不对诉讼时效提出抗辩,应视为放弃时效利益,二审或再审程序中主张债务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9月30日由审判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债务人在第一审程序中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或者在诉讼中未提出时效抗辩,在第二审程序和申诉、再审程序中提出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广西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干问题》中规定,“债务人在一审中没有行使诉讼时效的抗辩权,应当视为债务人已经放弃这种权利,这种权利一经放弃就不得重新行使,因此二审程序中债务人再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也不应当进行审议”。
    对于第一种做法,其理由是,认为是否主张对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因法律并没有对当事人这一权利的行使作出审级上的限制,所以,当事人在二审中主张诉讼时效利益,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当允许。而预防当事人追求审级利益,只能靠完善法律来实现,不能靠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来实现,既然现行法律未对当事人主张诉讼时效的审级利益作出禁止性规定,则表明当事人追求这种程序利益是正当的,其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于第二种做法,理由是,认为当事人就对方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只能在一审期间提起,一审未提起,视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即使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法院也不应支持。二审更不能主动审查诉讼时效。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上诉审中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会鼓励当事人一审中故意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专门到二审主张,助长当事人不诚实诉讼现象的发生。
    笔者赞成第一种做法,因为,虽然当事人一审中故意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专门到二审诉讼中提出,可能助长当事人不诚实诉讼现象的发生,但是,根据我国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诉讼传统,当事人在二审中主张的抗辩理由并不受一审情况的影响,在诉讼结束前,不能以当事人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而认定其已抛弃时效抗辩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的规定,不作为的默示只能在法律有规定或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所以,在当事人并没有明确放弃时效抗辩权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当事人了抛弃时效抗辩权。另外,从诉讼法的角度看,我国法律采取没有答辩失权的做法,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出时效抗辩权,法院仍然应该进行审查。当然,为了公平起见,可以决定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一审中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的被告承担。当然,究竟采取哪种做法,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价值选择的不同而已。
 五、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问题
    (一)诉讼时效起算的确定依据
    就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学界和各国各地区各不相同,主要有四种做法和观点。一是行使论,主张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请求权可以行使之时(即请求权行使的法律障碍消失之时)开始起算。诉讼时效从何时起算,不仅考虑请求权的产生,还要考虑请求权的到期。立法例典型代表为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和我国台湾地区。《德国民法典》第198条规定:“时效自请求权产生之日起开始计算。以不作为为目的的请求权,时效自发生违反行为之时起开始计算。”《瑞士债务法》第130条规定:“时效自债权期限届至,开始进行。债权经催告者,其时效自得为催告之日起,开始进行。”《日本民法典》第166条第(一)项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以行使时起进行。”《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条规定:“消灭时效自权利得主张之日起开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28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二是债权成立论,主张诉讼时效从债权成立时起算。这主要是我国台湾地区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三是诉因产生论,主张诉讼时效从诉因产生时起算。立法例典型代表为《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25条的有关规定。四是侵害论,主张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立法例典型代表为我国和俄罗斯。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为依据,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俄罗斯民法典》第200条也作了类似规定。上述四种观点中,债权成立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赘述,诉因产生论,也未考虑权利人是否知道的事实,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目前,主要是存在“侵害论”和“行使论”之争。有观点赞成“行使论”,而反对“侵害论”,认为依据“侵害论”,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主张权利遭到拒绝之时”起算,起算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人的主观意思,可能造成此类债权在某些情况下脱离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相反,“行使论”的起算点具有更强的客观确定性,能够全面地贯彻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并且,“侵害论”不能全部合理地解释各种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因为,按照传统的分类,债根据发生的原因可分为契约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依据“行使论”,可以比较清楚、统一地解释各类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问题:一般而言,权利自成立时即可行使(末定履行期限的债权即属此类),故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成立之日即应起算;对附条件、附期限、损害后果或侵害人不明确的债权等,则应视具体情形,从权利人可以行使权利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
    笔者以为,在未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形下,虽债权人不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可能会出现债权人不行使权利损害债务人权利的情形,但该情形完全可以通过债务人主动履行债务来避免。而在无因管理之债中,债权人知道或应该知道该事实之时即为诉讼时效起算之时,也不存在无因管理之债诉讼时效起算不清楚的问题。而且,我国大多数民众法律知识不高,如果诉讼时效从权利得行使开始计算,可能出现很多当事人不清楚究竟从何时起算而使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诉讼时效期间还是应该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二)特殊情形下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
    1、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但债务未经清算或结算,诉讼时效起算如何确定
    对这种问题,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有观点主张,合同债务未经清算或结算,即使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权利人主张清算或结算并请求权利保护之日起算。笔者的意见是,既然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在债务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应知道权利被侵害,债权人可行使请求权,无论合同债务是否清算或结算。所以,如果合同约定了履行期限,债务未经清算或结算,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如何确定债权人未主张过权利,债务人也未要求过履行债务,诉讼时效起算点的如何确定
    对于该问题,因未约定履行期限,且债权人未主张过权利,债务人也未要求过履行债务,诉讼时效应不存在起算的问题,但要受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关于确认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及有关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确定
     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的争议主要为:一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二是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如何确定。
    (1)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否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因合同无效所提起的诉讼是确认之诉,并非诉讼时效的客体。根据通说,诉讼时效的客体限于请求权,主要适用于给付之诉,形成权、抗辩权等权利则不适用诉讼时效,确认之诉不受诉讼时效,无论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其次,合同无效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严重违法性,即违反强行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善良风俗,是属于强行法对其进行的规范,只要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范或公序良俗没有发生变化,合同的违法性将一直存在,确认合同无效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确认合同无效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
    (2)已履行的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问题,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如何确定
    对于已履行的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问题,笔者以为,应当受诉讼时效的约束,因为,已经履行的合同所产生的纠纷,毕竟涉及财产关系的内容,已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对于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如何确定。关于该问题,司法实践中争议也较大,以广东、黑龙江、上海市为例: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无效合同产生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一)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因对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二)合同双方当事人依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尔后合同被仲裁机关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返还依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确认合同无效的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三)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完全履行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中规定,合同无效,当事人要求合同相对人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性质上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财产返还请求权,不受限制。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在《关于当事人主张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如何适用诉讼时效、保证期间等问题的处理意见》中规定:一、基于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法院或仲裁机关经审理或仲裁认定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的,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同权利归于无效,但基于法律关于无效合同处理的规定产生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权利性质属于法定之债。当事人行使基于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单纯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不同,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范畴,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二、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主张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应如何处理。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并返还财产或请求损害赔偿的,由于当事人已认识到合同可能是无效的,其有权提起确认合同无效之诉并请求按照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予以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的,应当对当事人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一并作出处理。三、当事人在按照有效合同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未向合同相对方主张任何权利,在诉讼时效届满后,以合同无效为由主张返还财产或损害赔偿应如何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由于当事人一般均基于真实、自愿的意思表示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各方对该合同约定权利的实现期限均有明确、合理的预期。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后,相对方未按照该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管该合同在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其应当知晓其预期的合同权利受到侵害,故其对合同相对方的请求权即要求对方履行合同或赔偿损失的权利已经产生,并应当及时主张权利。如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合同可能是无效的,其可直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确认合同无效,并按照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请求返还财产、损害赔偿。如当事人未认识到合同无效的,则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主张权利。虽然当事人主张权利的结果会因合同无效而使该项权利归于无效不能实现,但因处理无效合同的后果即产生依法返还财产、损害赔偿的法定债权,其合法的民事权益亦可得以实现。据此,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下,当事人主张基于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的次日起计算。
    比较上述做法和观点,笔者以为,对于因合同无效所产生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确定,简单地讲,应从是否履行的角度进行区分确定。对于没有履行的,应以合同签订后,一方拒绝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有约定履行期限的,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已经履行或部分履行的,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
    4、《合同法》第161条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能否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
     《合同法》第161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价款是法律为买受人设定的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该规定只是消灭了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权利时的合法抗辩事由,即债务人不能在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其付款的义务时拒绝履行。另外,在双方当事人未约定付款时间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对债权人而言,是具备了行使收取价款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债权人在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应当主张债权。《合同法》第161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是一个倡导性条款,不是一个强制性条款。因此,将《合同法》第161条规定的买受人应当付款的时间不能理解为诉讼时效开始的时间。
     5、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分期履行的债务是同一笔债权分期履行,即某一债务发生后,当事人依照约定的时间分期履行,如借款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还款,买卖合同约定买方分期付款等等。对于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一)合同未约定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的,数笔贷款的诉讼时效以分别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二)合同既约定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又约定数笔互不相同的还款期限的贷款,数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均自合同约定的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对于,该问题,也有观点认为,分期给付仅是债权人给予债务人债务履行的宽限期,各期债务均为总债务的组成部分。如某一笔贷款分期偿还,每期还款款项均为贷款债权的组成部分。由于该债权实质为一个整体,因此,诉讼时效也应一并起算。只有在最后清偿期届满后,债权人才能对全部债权主张权利,故诉讼时效应从最后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开始计算。如果以每一期债务分别计算诉讼时效,不但不利于债权的保护,还将导致债权人因担心其债权超过诉讼时效而频繁地积极主张权利,引起双方关系的紧张,动摇双方之间的信任,这与诉讼时效制度所追求的效率价值也背道而驰。对此问题的处理,笔者赞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即合同未约定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的,数笔贷款的诉讼时效以分别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合同既约定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又约定数笔互不相同的还款期限的贷款,数笔贷款的诉讼时效均自合同约定的数笔贷款总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计算。
    六、诉讼时效中断中的几种特殊问题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待时效期间中断的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对于诉讼时效中断中的问题,各地做法不一。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9月30日由审判委员会第4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诉讼时效在下列情形下中断:(1)债权人起诉后又撤诉的;(2)债权人的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3)债权人向公安、检察机关报案的;(4)债权人向债务人送达转让债权通知或对账通知的,或者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对账的。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5年1月26日辽高法29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一是对于因提起诉讼而中断诉讼时效的有关问题:(1)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自起诉状递交于法院时起中断;(2)起诉后又撤诉的,是权利人撤回其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或放弃其于诉讼上寻求法院裁判的强制力保护其权利的意思表示,应视为未起诉,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3)起诉后,起诉状已送达于相对人后又提出撤诉的,虽然其撤回了于诉讼上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但因其诉状已送达相对人,起到了于诉讼外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作用,故诉讼时效于起诉状送达相对人之日中断。(4)按撤诉处理、因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没有明确的被告(因债务人原因未尽告知义务致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对象错误除外)而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等,是因其起诉欠缺或不符合法律上的要件而作出的处理,裁定生效时,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但起诉状送达于相对人的,起到了于诉讼外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作用,诉讼时效因此中断。(5)因没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因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存在,可以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6)关于因不属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而不予受理或被驳回起诉的,法律并未规定在没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不具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而且该起诉行为足以表明债权人积极行使权利的状态,因此,在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也应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二是与诉讼有同等中断诉讼时效效力的事项:(1)申请支付令、申请仲裁、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与诉讼有同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在申请分别递交于法院、仲裁机关时,诉讼时效中断。(2)在当事人撤回申请、申请被驳回,以及撤回仲裁、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对时效中断的影响,分别比照起诉后撤诉、不予受理或被驳回的情形处理。(3)相对人对支付令提出异议而使支付令失效的,由于支付令已送达于相对人,起到了相对人主张权利的作用,诉讼时效于支付令送达到相对人时中断。
    (4)提交诉前财产保全申请后又撤回申请或被法院驳回申请的,视为未提出申请,诉讼时效视为不中断。但法院已根据申请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强制措施的,因该强制措施已向被申请人传达出申请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因此,诉讼时效自法院采取强制措施之日中断。
    三是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而中断诉讼时效的问题。 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即通常所说的主张权利,是权利人于诉讼外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判断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行为是否能够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应注意这样三个原则:一是主张权利的方式不限,包括合法与不合法的;二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要向特定的相对人发出;三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要传达到该特定的相对人。(1)公告。该主张权利的方式仅适用于特殊主体(现仅指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特定的事项。一般主体和非特定的事项以公告方式主张权利的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法律效果。(2)公证。司法部司发函(1994)055号规定,“公证书的效力高于其他证书的效力,已为有效公证书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只有当‘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时,才能作为特例除外。”因此,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公证证明当事人一方主张了权利的,应当认定于公证书确实的主张权利之日诉讼时效中断。但公证书的内容明确是向特定的相对人主张权利,或没有公证证明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传达到了该特定相对人的,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3)银行扣息。扣息是金融机构作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具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但其通过扣息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仍应传达到特定的相对人,否则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4)权利人委托第三人转达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权利人应对所委托的第三人是否将其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向特定的相对人转达以及是否转达到该特定的相对人,负举证责任,否则不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5)权利人向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主张权利。根据企业法人财产原则,企业法人的财产归企业法人所有、占有、处分或支配,并由该法人以其财产独立对外承担债务的偿还责任,其上级主管部门并不享有所有、占有、处分或支配企业法人财产的权利,且企业法人与其上级主管部门是两个不同的民事主体,该上级主管部门不是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人的特定相对人,也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3条中所指的财产代管人,因此向企业法人的上级主管部门主张权利的行为,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但权利人在向该上级主管部门主张权利后,能够证明该上级主管部门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意思表示传达到了该企业法人的,诉讼时效自该意思表示到达该企业法人时中断。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债权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一)金融机构通过特种转帐传票从债务人帐户扣收欠款本息,有银行转帐传票底单和原始会计凭证予以证实的;(二)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等主张权利行为的公证文书,符合公证文书制作要求的,但有相反证据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三)由于债务人住所地变更,使债权人难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权人在债务人所在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四)债权人提供邮政部门出具的邮寄、电报收据以主张其通过邮寄、电报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的,但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的除外;(五)债权人以其他合理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
    还有其他一些高级法院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明确,但规定详尽不一,在此不一一列举。下面对几种特殊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一)起诉后又撤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与其他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民事立法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详细规定进行比较而言,我国民法在此方面的规定较为疏漏。《法国民法典》第2247条明确规定:“以下情形,不视为时效中断:如原告撤诉”;《德国民法典》第212条规定:“如果撤诉或因未被审理诉讼事实而作出的判决驳回起诉时,因起诉中断的时效视为未中断”;日本《民法典》第149条也有类似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31条也规定:“时效因起诉而中断者,若撤回起诉,视为不中断”。可见对于起诉后又撤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法、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基本一致,多规定撤诉诉讼时效不中断。这样规定,是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诉的撤回,视同未起诉”的原则。笔者以为,法、德、日和台湾地区规定撤诉不中断诉讼时效,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由于这种规定一概地否定了在撤诉情形下原告起诉的法律效果,将已经因为起诉而中断的诉讼时效置于不稳定状态,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能否持续发生作用取决于原告是否撤诉,不能够均衡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未予以明确,在撤诉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上,实务界和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持否定说者认为,如果权利人起诉后又主动撤诉的,自然不能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该说的理由是,撤诉是对起诉所提出的请求的否定,撤诉后当事人的权利恢复到未起诉的状态,所以起诉后又撤诉与未起诉的法律效果一样,都不是中断诉讼时效的理由。持肯定说者认为,权利人起诉本身已经说明他没有放弃权利,也不是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撤回起诉,因此,起诉后又撤诉仍发生时效的中断。该说理由在于不论撤诉与否,起诉行为一经发生完成即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而时效一旦中断不可恢复。笔者认为,解决上述理论分歧应从撤诉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入手,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且主要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因此,研究撤诉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问题就应从请求权与撤诉权的关系方面入手。请求权是相对权,必须到达相对人才能产生请求权的效果。人民法院不是请求权的相对人,只是请求权的居中裁判者,仅将诉状递交到法院是采用诉讼方式行使请求权的开始。因此,起诉本身并不是请求权的表现,而是诉权的表现。另外,请求权区别于形成权。请求权只是依赖于相对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才能产生请求权效果,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或反诉本身,请求权的意思只是到达了法院,而未经法定程序到达相对人时,不能视为当事人已经行使了请求权。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权利人向法院递交诉状至法院向对方当事人送达前,当事人的请求权未到达对方,此时权利人撤诉是撤回诉权,放弃的是司法救助的请求。权利人的撤诉与未起诉具有同样的法律效果,对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请求权状态没有变化,因此,诉讼时效没有中断,应连续计算。当法院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诉状后,请求权已经到达对方。此时,撤诉是撤回诉权和诉讼上的请求权,权利人没有放弃诉讼外的请求权。由于权利人对权利的放弃仅向将来生效,而不具有溯及力。因此,撤诉之前请求权到达相对方的事实状态不可改变,并不能因为权利人撤诉而视为先前的请求权未行使。由于相对人提出请求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此时,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已然发生,则其后的撤诉行为也不可改变已经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综上,笔者建议规定:1、权利人起诉后因未交纳案件受理费,按撤诉处理的,视为自始未起诉,原则上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2、权利人起诉后又撤诉的,在下列情况下,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1)起诉后,起诉状已经送达对方当事人的;(2)已经经过庭审,权利人已经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的。
    (二)起诉不予受理或被驳回起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
    对于起诉不予受理或被驳回起诉,能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各国立法例不同。如日本是采取绝对不中断的观点,《日本民法典》第149条规定,裁判上的请求,于诉被驳回时,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德国是采取有限的不中断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212条规定,时效因起诉而中断,如撤回起诉或因未受审而被驳回诉讼时,视为不中断。而瑞士则采取有限延长的做法,《瑞士债法典》第139条规定,因起诉被驳回,此时诉讼时效届满的,则适用新60天的诉讼时效。
    有观点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4个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只要当事人的起诉缺少其中的一项条件,法院便会裁定不予受理。那么,该起诉被裁定不予受理是否必然导致诉讼时效不中断,笔者认为应当作具体研究。(1)如果起诉不符合第一项条件,说明原告不是真正的实体权利人,换言之,即真正的权利人并未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因此当事人的起诉被裁定不予受理的,诉讼时效不中断。(2)如果起诉不符合第二项条件,说明被告不是真正的义务人或者根本不存在此被告,换言之,即权利人并未向真正的义务人主张权利,因此当事人的起诉被裁定不予受理的,诉讼时效不中断。但是,如果由于义务人已经更名、合并、分立或者更换地址等,而权利人并不知情且仍以原义务人为被告进行起诉,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可以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因为权利人已经积极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的变更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权利,此过错不在于权利人,因此权利人不应该承受此不利益,故只要权利人向法院起诉,便可引起诉讼时效中断。(3)如果起诉不符合第三项条件,说明原告并未明确地向被告主张权利,因而该权利的诉讼时效应当视为不中断。(4)对于第四项条件,如果当事人起诉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则原告对被告的权利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因而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也就无须讨论。如果当事人起诉的事项不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认为权利人已经积极地主张其权利,其起诉尽管被裁定不予受理,仍然可以认为不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且,在法院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后发现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因而当事人的起诉仍为有效起诉,诉讼时效的中断不受影响。因此该相同情况的出现,对诉讼时效中断的影响应当是相同的。起诉被裁定驳回对诉讼时效中断的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驳回起诉与不予受理的条件相同,因此其对诉讼时效中断的影响也与不予受理相同。但是两者仍有一点区别,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发现不属于本院管辖范围,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不能驳回起诉,因而诉讼时效也当然发生中断。日本有学者认为,尽管起诉被法院驳回,但是如果原告的起诉状已送达债务人,则仍产生催告的效力,即相当于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因而仍可以因其诉讼时效的中断。此时,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为权利人请求,而非起诉。笔者认为,该观点有一定道理,并且,在原告因认识能力或客观原因而错告的情况下,绝对地否认起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对权利人不公平,也不利于保护债权立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笔者建议明确,在此情况下,只要起诉后,起诉状已经送达义务人的,应中断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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